“全职太太获赔5万元家务补偿”引热议

今年春节后，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登上热搜：结婚5年的夫妻，女方作为全职太太承担了大部分家务，离婚时要求得到相应补偿。北京市房山区法院一审判决共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，男方需额外支付给女方家务补偿款5万元。

“全职太太”、“离婚”、“家务补偿”……几个极具话题度的词语在舆论中碰撞出火花，引发网友争议。

一部分网友认为，5万元太少了！作为北京的一名全职太太，结婚5年只获得5万元的家务补偿，计算下来平均每天27元，这个薪资标准连一般的保姆都找不到。

而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，这对夫妻离婚时已平均分割共同财产，虽然女方作为全职太太承担了大部分家务，但也享受了男方工作带来的经济效益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大家分工不同，何来补偿一说？

从专业律师的角度，笔者认为：该案判决家务补偿款的重点，不在于“全职太太”，而在于“家事付出”。本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，与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发展进程有关。

“离婚经济补偿制度”被唤醒

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并非民法典新创，早在婚姻法2001年修正时便已存在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第2款也有类似的规定。但当时的规定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即夫妻需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。也就是说，一方想要得到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，须在婚内实行分别财产制。众所周知，中国的夫妻很少会对婚后夫妻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，大多就是法定财产制即共同财产制，所以在民法典之前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“沉睡条款”，形同虚设。

《民法典》第1088条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进行了修正，删除了必须实行“夫妻分别财产制”的限制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夫妻之间采用何种财产制度，只要符合“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年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”这一条件，离婚时就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。

因此，民法典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，全面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，使经济补偿的立法初衷得以实现。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倾斜保护的特点，但实践中性别色彩却很明显，因为婚姻中往往是女性在家务劳动中付出更多，所以这个条款也算是间接保障了女性的合法权益。

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条件：

首先，必须在离婚同时提出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结束后主张离婚经济补偿的，无法获得法院支持。

其次，必须是为家事付出较多。不论男女，只有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才有权获得离婚经济补偿，另一方无此权利。

最后，过错不影响该制度的适用。家事付出较多的一方即便有过错，仍然可以得到经济补偿，间接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。

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，共同构成了我国的离婚救济体系。三种制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：《民法典》第1091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，仅限于夫妻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导致离婚，同时另一方无过错的情形；《民法典》第1090条规定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，则与过错无关，而与夫妻一方离婚时生活困难、另一方有负担能力有关；而《民法典》第1088条规定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，与过错、生活困难均无关，是依照公平原则，对婚姻期间夫妻家事付出不均等做出的平衡与救济。三种制度可同时适用，也可根据各自情况选择适用。

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困境：

民法典之后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被唤醒，但民法典虽然去除了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限制条件，实际适用中仍然会遇到一些困境：

1、“关起门”的家务劳动难举证

诉讼中奉行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提出离婚经济补偿的一方需要举证其在抚育子女、照料老年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中负担了较多义务。证明“负担较多义务”是一个“度”的问题，但法律并没有规定“度”的标准，每年做了多少家务本身就很难举证，还要举证比对方做得多，又增加了一个证明标准，事实上很难完成举证。

一般来说，如果夫妻双方已分居或一方长期在外地工作，另一方单独留守家中照顾子女和老人的，当事人有初步证据并结合本人陈述，法院一般能认定其对家务负担较多；但如果夫妻双方共同生活，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比如一方全职在家没有收入的证据、照顾接送孩子的照片、老人的病例、陪伴的影像资料等等。当然也可以通过协议进行约定，协议的证据效力较高。

2、补偿金额普遍低于5万元

补偿额度标准不明，也是目前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。无论是已废止的婚姻法第40条还是民法典第1088条，均没有就补偿额度作出规定。

北京房山区法院适用民法典判决的这起案件中，主审法官冯淼在解读赔偿标准时也坦言，每个家庭都不一样，很难有统一的标准。作出5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判决，主要是考虑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、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况、男方个人的经济收入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4个因素。

家务的经济补偿既不同于财产法上的合同关系，也不是劳务付出，更不是情感付出的对价，而仅是一种弥补对方损失的辅助性财产手段。数额的多少，因为没有法律规定，所以优先由当事人双方协商，协商不成由法院酌情判决。笔者认为，一般情况下，法院自由裁量的标准都会参照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
3、缺乏对“期待利益”的补偿

婚姻关系中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，因其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经营家庭生活中，自己在事业和学业方面所花的时间和所得到的机会相对较少；而另一方则全力以赴进行工作或接受教育、培训，个人能力得到很大提升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离婚时一方提出家务劳动补偿时，另行要求对方支付适当的参加学历学习或职业培训的费用，也应属于合理诉求。

我国立法并没有将诸如高职位、高学历、执业资格等无形资产列入婚姻财产的范围。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中，目前也仅停留在对现实利益的补偿，没有考虑期待利益的部分，但从实际价值来说，对于期待利益的补偿更具现实意义。

结语：

沉睡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被唤醒，将彰显出其立法价值，释放更多家务劳动背后的社会意义，具有积极作用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曾说：”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。“作为我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法典，也将迎来实践的检验，并在实践中得以发展。